【随笔】法缘琐事

作者: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2-07-13  浏览次数:293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蔡肖文

    一晃儿,做法律人十多年了。说到我与法的缘分还得从高考说起。

在那个“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的万恶年代,我选择了读文科。当年我的化学老师说:“哼!读文科的人都是理科学不好的,以后只会吃喝嫖赌。”不过,我喜欢一位比他厉害的圣师孟子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非常向往“吃喝嫖赌”的生活,作了上述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很遗憾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是读理工科的。早知如此,当年我应读地质或水利。不过读法律,却是教导主任的建议。他说:“这孩子非常适合读政法类的。”于是,我就填了青年政治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可是团中央的摇篮啊!)。“这能学吗?胡闹!”被狠狠数落一顿后,只好填报了国际经济法专业,好歹有“国际”和“经济”,当年流行嘛。

那时大学的师资十分匮乏,更别说是曾经避之不及的法律专业了。法制是神马东东?当年我一直没有搞懂。记得,初上法理课(当时叫作“法学基础理论” ),老师满脸严肃,一手抚弄着备课讲义已经发黄的卷边,一手在空中有节奏地挥动着,大声声讨着林彪、四人帮集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间或会有个把唾沫星溅向空中,徜徉在大教室的浮尘之中,在南方温热的朝阳照射下,闪烁出点点星光。嗷,传说中的法律,就是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真的吗?

另一位教《法律逻辑》的毕业自工农兵大学的女老师也让我印象颇深。她在举例时,总是一如既往地将“匕首”念成“刀首”,将“别墅”,称为“别野”,使我们充分领会了中国字象形和形声的精粹所在。当然,在大学所学的法律是没多少了。但是,法律系学生的威名确是有的:本是我们半夜打架,但却变守为攻吓退了派出所的警察;为保护班级安全,请两个社会流氓在海滩边“留宿”一夜;为反抗不合理收费,到办公室当面质问过老校长(后来老头子还很和蔼的与我合影留念)。或许,法律还是多少给我们的内心世界留下了点什么吧。

那时是一个法蒙昧的时期。人们隐约中觉得法似乎很重要,但究竟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重要还很难厘清。记得,第一天上大学语文课时,早已秃顶的老师没有朗诵“轻轻的我来了”,而是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高声宣布“《行政诉讼法》颁布了”,就如同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样。当时的我们一脸木然,不就是一部法律嘛,用得着那么兴奋?如今看来,无论是声讨“林彪、四人帮”,还是欢呼行政诉讼法颁布,对于这些从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里步履蹒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们来讲,对于法制的理解早已不是言语与文字可以简单表达的。那可是他们用整个青春,甚至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基本常识!

真正开始学习法律是上班后。从上班第一天起,老主任就让我独立审查立案,他只负责签字,可我当时连立案登记表都不知道如何填。为了不泄露我没读过书的秘密,上班头一年,我几乎把大学所有法律课程重新读了一遍。书到读时方恨少。由于离校时我将所有课本都论斤换成了硬通货,所以光找书、借书就大费周章。幸好老主任一柜子的书都让我免费学习,而且善良的高隆哥允许我在仓库废书中淘宝。

这是一个法萌动时期。人治与法治,法制与法治的争论既敏感又激烈地进行着。记得刚上班时,我看到一期《人民司法》,封面上还是戴着大盖帽,扛着肩章,腰别手枪,雄赳赳,气昂昂走在“严打”游行队伍前列的“法院干警”们。渐渐的,经济审判改革开始了,曾经讳莫如深的“依法治国”数年后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宪法。于是从治国、治省到单位食堂都可以依法治之。公检法的排序虽然没变,但法院地位和物质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段时期,我经历了两次法律深造,也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起先,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报读了西政的在职研究生。我的导师叫付子堂,现是西政校长,听说不久前被评为中国第六届青年法学家。中国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工厂,连“法学家”都能有计划地按批生产。当年的论文答辩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在职生和应届生共十来人一同答辩。答辩委员会是由来自西政、川大、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的五位教授组成。教授、野兽一念之隔。这帮搞法理的人提问那是相当的凶悍。通常限提五个问题,问问都可以直接秒杀你。有两个人当场被问到面红耳赤,被判缓期执行。另一位仁兄更惨,还未自述完毕就被直接刹住封口了。次日,我中场上阵。不知是他们看我“生好”,还是看我好耍,居然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兴致盎然,连续加时赛。什么“对法官造法怎么看待”,什么“法官如果少而精,剩下的人怎么办”,什么“古代司行一体有何优点”等等。答辩结束后,一位女教授笑吟吟地对我说:“我们公认你的答辩是所有人中最好的。”答辩主持人周伟教授,微笑地递给我名片说:“把论文的电子版发给我好吗?”另一位主持人田成有教授则在一起去答谢宴的路上拍着我的肩膀笑问:“你文中引用的××话你知道是谁写的?”“是北大的赵震江”我答。“这段是我给他写的,嘿嘿。”田教授就是现任云南高院的副院长,他的文章常见诸《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不过,我为他们取得仕途上的成就高兴之余,心中也难免失落。法律人应当从政,但如果为了步入政坛而消磨了法律人独立品质的锐角,那是可悲的。

后来,为了支援香港人民迎战SARS,我真的来到了香港读书。这是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方社会。在这里,最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法治成熟的中国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到埠不久,就接到移民局要求办理居留手续的一张只有一指宽的纸条,上面除告诉你需要携带的证件、地址和办公时间外,没有抬头、结尾和内地常见的大红官印。等到了移民局,已经有几百号人在等待了。大家按照警卫用护绳格出的通道排好队,从预先划分好的功能区通过,被自然分流到各个窗口。大厅面积不大,人头攒攒,但秩序井然!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和蔼、行动迅速。因为不熟悉香港的填表方式,我还是把表填错了几个地方。如果在内地,肯定会被丢出来“到一边去重填!”但她们却持笔帮我改正。天哪!香港公务员胆子忒大了。发《通知》不盖印不签收,我告你没通知,你不就完了吗?你帮我修改表中错误,不怕我诬你吗?也许,这就是我们所缺少的社会诚信吧!

说到诚信,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们的《合同法》考试非常难,要求在2小时20分钟内从5道案例中任选3道作答。这门课是开卷考试,除了图书馆的书和会发声的电子工具之外,什么参考书都可以带入考场。图书馆的书不准带是因为图书馆的书数量有限,你带对借不到的人不公平。发声电子工具会吵到别人。考试题一发下来,许多人乐坏了。因为,5道题中居然有2道和我们许多同学购买的一本牛津大学习题集里的习题如出一辙。习题集里就有答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还用考虑?我选择了另外3道作答。考试结束后,同班同学都笑我迂腐,见便宜不占。然而,当晚好戏来了。没有购买习题集的同学向学院投诉说考试不公平,要求给利用习题集的同学0分。于是乎,蚂蚁开锅了。出题的英籍老师为自己的疏忽四处道歉。法学院为此开会讨论多次。最后,学院在道歉的同时,表示为公平起见,凡参考了习题集答案的一律降档打分,抄袭的0分。所以,虽然我的答案不怎么样,但分数却高出他们一档。这就是一个法治社会: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争取。你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所有的不满和争斗都应当在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去解决,而不是背后打小报告。诚实是最重要的。投机取巧是被人鄙夷的。港大有位教授,因为拒绝我选他的课,我就找他“理论”,结果我不但被特许选了他的课而且他还时常请我吃饭交流问题。这是胸襟,更是法律人的品格。

反观我们的社会,又转入了一个法迷茫的时期。我们曾经对法充满了理想的期待,以为大盖帽换成法袍,手枪换成了法槌,就标志着我们离开了原先那个以权力和拳头说话的时代。可是,现实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法为何物?法有何用?仍是拷问当代中国人的沉重历史课题。

中华民族是个耐性十足的民族。我们民族的千年文化酱缸还没有被打烂。虚荣、伪善、内斗、懦弱的毛病还很顽固,诚实、理性、合作、独立的精神还不普及。改变这一切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还好,国人的耐受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连外国人都很倾佩我们,说你们吃了那么多苏丹红、三聚氰胺、增白剂和一滴香,怎么还能拿到奥运奖牌第一?你看,这话咋说的,难道其中有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