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党性、理性、人性之美的有机统一

作者: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2-07-19  浏览次数:159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党性、理性、人性之美的有机统一——论詹红荔精神内核

 

               韦中铭  蔡肖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时代的楷模,锻造时代的精神。在法治社会中,法官应当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楷模中的楷模。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官,生于斯土,长于斯乡,属于当代中国法官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呢?正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司法道路上一直在思考的。“知行合一”,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品质内在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外显,詹红荔同志所取得的成绩,正是她人格修养的体现。作为基层法院的普通法官,詹红荔同志从事审判工作27年来,尤其是从事少年审判工作9年来,审理近500 起未成年人案件,涉及1140多名少年犯,无一重审,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甚至经她判处非监禁刑的680多名少年犯重新犯罪率不到3%。只有提高到审美层面,才能真正概括、提炼詹红荔精神的内核。詹红荔同志的先进事迹,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和基层法官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一个善良女性的人文情怀。詹红荔精神的内在核心,就在于她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人民法官和一个善良的人,从而演绎出党性、理性、人性的有机统一之美。

 

         一、党性之美,闪现共产党员的政治品质

 

       党性,是对党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和纪律要求。我党历来重视培养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作为一名党员,詹红荔同志所展现的最重要的品质特点,就是能够始终践行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自觉肩负起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将党的事业作为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终极,而党的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大众谋福祉。无私奉献,要求每一名党员法官必须始终将群众的要求、人民的期待装在心里,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神,对社会、对国家、对党的事业竭诚高度的忠诚之心。

 

       总结詹红荔精神内核的首要特点,就在于她能够始终从法官职业的社会责任的高度出发,全身心处理好每个案件,不是仅仅止步于每日机械重复的琐事之中,而是以“积跬步以致千里,汇涓流以成汪洋”的精神,将每个案件的处理,都当作一次对社会不良行为的矫治,当作一次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而努力的推进。为此,除本职工作之外,詹红荔同志特意组建“新生少年服务队”,经常带他们开展公益活动,努力让失足青少年在传承爱心、关心他人、回馈社会中,学会感恩,体会责任,看到自身价值。她把近两年来获得的各种奖金全部拿了出来,建立了“失足少年救助基金”,力求为无家可归、没有收入来源的少年求学、返乡提供帮助。这,正体现了詹红荔同志将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利益、法律的威严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正如南平市看守所所长黄苑锋在媒体面前所感慨的:“詹红荔每月都会定期、不定期地来看守所,少年犯们都在等着盼着。如果有一百个、一千个詹红荔这样的法官,全国的少年犯罪一定会降下来,全国人民都会感到安全放心。”[①]正是詹红荔具备了如此高度的党性修养,才使她能够在立足本职工作之余,舍小家而为大家,将自己的爱心、知识、金钱、时间都奉献给了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和安宁。

 

       二、理性之美,彰显人民法官的职业素养

 

       法官的理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法律精神的正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上。作为法官,詹红荔并没有为一味追求片面的社会效果而违背司法规律,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弘扬法律的理性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②]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的犯罪根源于他所存在的社会,通过对人的社会改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的发生。詹红荔法官就是坚信这一基本判断,相信即使犯了罪的人也是可以被挽救、被改造好的。

 

       詹红荔法官所倡导的是一种柔性司法。“法者,平之如水”,法不仅仅有“滴水穿石

 

”刚性的一面,更有“温润圆滑”柔性的一面。法的刚柔之道,在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做到刚柔相济,疏胜于堵。对于未成年犯而言,惩罚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实施教育感化,让其获得做人的道理,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以及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危害,从而引导他们走出犯罪的泥潭。

 

       詹红荔法官秉持这种理念,在长期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少年审判规律的“三三九不工作法”[③]。 “三个不开庭”,指的是对案件关键问题没有梳理清楚的,不开庭;对被告人成长背景没有调查清楚的,不开庭;被告人对犯罪危害没有足够认识的,不开庭。“三个不轻易”,指的是被告人没有真诚悔过的,不轻易下判;被害方没有得到精神抚慰,达不成和解的,不轻易下判;可以判非监禁刑,但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不轻易下判。“三个不松手”,指的是入监后延伸帮教不到位的,不松手;回归社会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不松手;发出的司法建议没有落实的,不松手。这一套工作方法,是她在审判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成果,是高度理性化的创造。“三三九不工作法”实质上就是柔性司法的具体运用。亦如詹红荔法官所指出的,少年审判很特殊,惩罚不是目的,关键是要引导这些孩子真诚悔过、重塑人性、走向新生。通过运用“三三九不工作法”,她消解了审判程序本身就事论事的狭隘与教条,赋予了冷冰冰的程序以法社会学价值追求为目标的丰富内涵,极大地提高了现有少年刑事审判的科学性。

 

       詹红荔法官在实践中积极推行倍受法律界推崇的社会综合矫治体系,体现了一个法律人对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新思考、新理念。考虑到失足少年就读难、就业难,不利于回归社会的客观现实,詹红荔法官不但积极推动建立少年犯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四处奔走,呼吁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分流疏导处理,能行政处罚的,不移送起诉;能附条件不起诉的,不移送审判。她的目的,就是力争让一时失足的孩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理。詹红荔法官对未成年人刑事罪犯推行“社会综合矫治体系”的实践,是对新时期能动司法的最好诠释,也大大丰富了能动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领域的实践与理论成果。

 

       三、人性之美,绽放善良之人的绚丽光彩

 

       詹红荔是我们时代的楷模,但她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人,无论作为一名党员也好,还是作为一位法官也好,首先都应当是一个善良之人。

 

       善就是人性,就是仁。人性之根本,在于对他人之“爱”。所谓“仁者爱人”[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都是人性的体现。违背人性,伤害他人,就会付出代价,只有“爱”才能既不伤害他人,还可保护自己。人之生命生生不息,是“爱”让生命延续,也是“爱”让社会更加团结和睦。

 

       詹红荔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相信:每一个失足少年心中所残缺的是“爱”,最渴望的也是“爱”。没有谁天生注定就是叛逆、反社会的人,但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那些不幸的遭受、畸形的教育,则会导致他们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和敌对的态度,长期关注少年犯改造问题的詹红荔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她知道,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生理、心理上都不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且具有叛逆思维,犯罪后意味着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假如仅仅强调惩罚,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受不到人间真情,心态可能会进一步扭曲,从而难以真诚悔过、重塑人性、走向新生。因此,她特别注重用自身的爱、社会的爱去挖掘、激发那些失足少年心中沉寂已久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察觉的人性之美。

 

       上善若水,大爱无边。詹红荔更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她用一位母亲的爱,演绎出“法官妈妈”的挚爱情怀。詹红荔始终把“爱”作为工作的“起点”,让失足少年能重新感受到社会的爱、家庭的爱、母亲的爱,重新体会人间“爱”的真谛,明白做人的道理。她像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一样,关爱着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在失足少年冰冷的内心中重新燃起爱的温情,迷途知返。孔繁森同志曾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詹红荔精神所体现的“爱”,正是这种境界的体现。推己及人,化小爱为大爱,让爱的暖流在人际间传递,这就是詹红荔人性的善良之美。

 

       结束语

 

       平凡铸就伟大,朴实孕育光华。透析詹红荔法官的精神世界,我们会真切的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最终产生,总有一种内在力量在推动,而主导这种强大力量的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詹红荔精神所体现的党性、理性、人性的有机统一之美,正是新时期人民法官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名普通法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爱和执着诠释“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集中体现。

                                                                            (宿华文 / 摄影)

                     

【本文作者】

韦中铭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硕士;

蔡肖文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民事第二庭副庭长,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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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新闻报道:《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詹红荔——“爱民为民、情铸和谐”的好法官》,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1月7日。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同上注2。

[④] 《论语·颜渊》。

[⑤] 《论语·卫灵公》。

                                                       ——原文刊载于《中国审判》2012年第7期